比最时髦的七十年代族早生了十年,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刚六岁,从此就无法无天,没人可管了,那时侯叫“无组织无纪律”。天生就是跟老师作对的性格,最受不了四十分钟上课。
最受不了小市民的汪洋大海,比如那时的上海。
只有毛脚女婿,最出风头的人叫什么“老克拉”。
不象现在,又有点翻江倒海的冒险气味了。

16岁时,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学作品,就被误当神童。校长还准我半年不上课,在家里写长篇小说。还好老邓让我们考大学,又放我们出洋“求学”,远走高飞,否则还不知道会在这混成一个什么“家”,参加了什么“协”,还会整天讨论什么文学理论,或者加入什么对话,对骂。。。。。

这种负担和“快感”,是我们在海外的人绝对没有的。
80年到了维也纳,第一件想的事,就是既然在欧洲就要进入他们的主流,不当客人。
这也包括要用当地的语言写作,用德语,当然也要去泡咖啡馆。
哪怕一杯咖啡喝掉两个小时的收入也在所不惜。
要用别的语言写作,等于在思维上的一次“脱胎换骨”。

等到两年后,我第一次给波恩的德语大报“Die Welt”发去一篇长稿,他们半个小时就来传真说“我们要用,请别给其他报纸!”,后来更著名的“Sueddeutsche Zeitung”也这么说,还问我”你还有更多的照片吗?“

其实,我很早就喜欢视觉的东西。
但大规模拍照还是在欧洲开始的,可能我是以一个写作者的眼光来拍照,有独特的画面语言,所以得到的反响和认同之快异乎寻常,第一年就上了国际版杂志的封面,还有画廊主办了个人展览。
从此就跟摄影分不开了。还有一个分不开的东西是咖啡馆。
特别是九五年,我的”打开咖啡馆的门“一书在台湾发行后,几乎一阵咖啡旋风。里面的话和照片被到处引用,成了口号和咖啡品牌的广告。
以后每一本书,都变成一种时髦,甚至还有人把它们当成”雅皮圣经“去传播,抄作,我远远地待在欧洲,跟这种风浪保持距离。最热火的时候,我还搬上了阿尔卑斯山,住在安静的山岗上,不开手机,谁也找不到我。
等到”咖啡地图“和“黑白巴黎”出来后,更有台北的旅行公司想大造声势,推出以该书的“主题旅行”,带人去看书里的各种地方,也被我推辞了。
这不是清高,而是我很清楚这种市场运作的恐怖性,不想被人模式化。
我想继续自由,做自己喜欢的事。

比如现在这样行云流水一样地在巴黎住两年,然后又搬去下一个地方,我哪都不想属于。
又比如很发疯地去西班牙旅行一个夏天,走古摩尔人的遗迹,一直到非洲,失落在红色的高原上,那时侯最好谁也不要理睬我。
包括出版商,这本书我让他们等了很久。
对我,情绪的感动,比出书重要。
就象这次做网页也一样,也很疯狂,否则又为什么要做一个网页呢?

“摄影作家”这个概念是出版者想出来的,可能他们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称呼来概括我的创作,事实上,我的书都是打破规矩,不符合并任何分类的。我做书更象在拍个人电影,有特定的构思以后,才去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,拍照,写作,然后确定视觉和文字的交叉方式,以及全书的色彩调子等,我参与很多平面设计的工作,因为想做的书是以前没有过的,必须自己拿出架构,才能交美工执行。
每本书都象一个纸上进行的电影。
在任何一页翻开,都可以进入,看下去。可以一次看几个小时,或者只翻五分钟。。。
这是我对“视觉书”的一种设想,

现在谁都在讲“视觉书”了。